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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按察司，以理刑狱，即西国地方裁判所与州县长分治之意。

《纲要》和《意见》的指示，不具有司法上的直接实施效力，但事实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19]可以说，法理型统治的需求从文革结束延续至今。

民主、法治的进程之所以显得缓慢而曲折，一方面是因为体制、观念还有同这种意识形态存在诸多抵触的地方，改革起来并不容易，但更加重要的是因为民主、法治所需要的现实条件，也正处于一个方向明确、但历时漫长的衍变过程。若要实现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公正，并长期获得民众的支持，法理型统治（rational-legal authority）是不二之选。重大或者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草案，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或者向社会公布草案等方式向社会听取意见。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21]但是，西方国家发生的传送带松弛现象，在我国尤为严重。

[8]然而，传统上，中国法院倾向于以既有的实在法作为评判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量尺。于2011年1月废除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代之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最高法院成为以色列的政策制定者之一和政治论坛，诉讼成为一种政治表达机制，不同的利益主体借此阐述和申张在常规政治过程中遭到否定或者忽视的价值。

具体来说，关于以色列公共争议中最重要的那些问题，例如和平、安全和人权，最高法院总是在其他政府部门的左边。就其形式而言，民主意味着人民主权，是多数人的统治。加维森是一位著名右翼的法学家，对于以色列最高法院的能动主义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如果找不到公分母的话，就由法官进行裁量。

[51]但是，1992年的人权法案所保护的权利有限，最高法院也没有从诸如人的尊严当中以哲理的方式推导出一切可能隐含的权利，而仍然通过司法权利法案的方式发展对权利的保护。裁决是一个高度形式化的过程，以法律推理为基础，受到法律、条例以及司法判例中所规定的规则和原则限制。

1977年，他遇到了时任总理拉宾夫人非法拥有美国银行账户的丑闻。Jeremy Waldron, The Core of the Case Against Judicial Review, 115 Yale Law Journal 1346 (2006). 进入专题： 民主国家的法官 阿哈龙.巴拉克 。这种合意必须是核心和根本的，而非短暂和瞬间的。即便这样一份简单的学术履历，就已经是许多人毕生追求的目标。

所以议会的制宪权是以色列社会制度和法律历史的最佳解释。随着司法能动性的增强，最高法院的判决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详细，而且动辄数百页。有学者认为，以色列宪法革命主要是一场裁量的革命，司法审查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程度的问题：原则上所有的决定都可以审查，而在实践中除了极端的情形，主要的政治决定都不受审查。从技术的层面而言，以色列的诉讼资格最为宽松，而可诉的范围是最广泛的，最高法院并不回避甚至愿意就实体问题做出审查，诉讼的大门向所有人和所有问题开放。

感谢翟小波、田飞龙和谭道明等学友提出的进一步完善本文的建议。因而以1992年两部基本法和1995年最高法院米兹拉希案为代表的宪法革命尚未完成，还有必要通过一部正式的宪法，巩固宪法革命已经取得的成果。

该提议遭到了时任院长巴拉克的激烈反对，最后以非常接近的票数没有通过。这些修改大部分都遭到了失败。

[72]作为大法官，巴拉克撰写了数以千计的司法判决，同时笔耕不辍，以英文和希伯来文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他关于司法裁量和法律解释的代表作，[73]至今在以色列仍然是法律学生的必读书。[30]以色列国家的性质在历史上一直分裂为犹太人的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争论。他独树一帜的司法哲学也被讥讽为创造了司法自负的世界纪录。在建国初期，大部分部长甚至包括法学家都反对给予最高法院法官这样的待遇。以色列最高法院除了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上诉以外，还以高等法院的身份（High Court of Justice）负责审理与政府有关的所有公法案件，既是初审也是终审。修改人的尊严和自由基本法，从而将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问题排除于司法审查的范围。

H.C. 6055/95 Tsemach v. Minister of Defense (Piskei Din 53 (5) 241)，该案推翻了《军事管辖权法》的一项规定，即在诉诸法院之前允许拘留士兵72小时。因此，将基于国别乃至个人经验的法理加以抽象化进而推广尤其需要谨慎。

这里将司法能动主义归结为技术和实体两个层面。[34] Meir Shamgar, On the Need for a Constitution, Israel Affairs, Vol. 11, No.2 (2005), pp. 345-358; Joshua Segev, Who Needs A Constitution? In Defense of the Non-Decision Constitutional-Making Tactic in Israel, 70 Albany Law Review 409 (2007); Hanna Lerner, Making Constitutions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35] Jeffrey Rosen, The Most Democratic Branch: How the Courts Serve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36] 事实上，以色列自建国以后，从未有一个政党当选时占有多数席位，即61席，因而必须通过政党之间的联合方能组织政府。

巴拉克于1936年9月16日生于立陶宛，1941年纳粹占领立陶宛后与父母被关押在集中营，后来侥幸脱逃。巴拉克是以色列宪法革命的积极推动者，被称作以色列的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以色列最高法院因为他的法律意见而取得了违宪审查权。

这些民主的价值即使在战争中也是适用的，民主国家在反恐的斗争只能做单手搏斗（with one hand tied），而不是无限制的。他1958年毕业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大部分媒体都没有告诉读者议会通过的《人的尊严和自由基本法》是一场革命。以色列的司法独立包括实体和人身两个方面。

附带的一个结果是，最高法院成为一个政治论坛。在民主过程正常运作时，司法机关应当遵从其选择，奉行司法克制，避免以自身的判断取代政治的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司法机关在新兴民主国家政治建设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为了弥合法律与社会的差距，巴拉克认为法官必须通过解释制定法和发展普通法的方法创造法律。

而第一届议会的全部权力被转移给了第二届以及以后各届的议会。而作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更关注宪法和行政法，塑造与影响了以色列的基本法律制度。

糟糕的是，在以色列这样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当中，最高法院所能依赖的社会合意并不多，而只能努力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叙事中寻求某种客观的价值秩序，甚至求助于比较法和国际法。法院认为，这一规定侵犯了其合法竞争者的职业自由，因而是无效的。自巴拉克担任大法官开始，他的自由主义司法哲学就给以色列最高法院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在书中频繁引用自己的判决，这些遗产至今影响着以色列的司法和学术界。或者是改变当前最高法院的组成，从而使其更具有代表性。

就当前的状况而言，以色列最高法院不仅审查议会的立法，还会干预诸如议会的内部程序甚至实体问题、政党之间的协议、总统的赦免权、总理提名政府高官和军队指挥官的决定、总检察长的检控决定、犹太人定居点、约旦河西岸隔离墙的建设和走向、政府和军队反恐的措施和驱逐决定等等事项。同时最高法院院长的选任也不受政治控制，现在的惯例是是按照论资排辈。

在以色列建国的早期，最高法院一直保持比较低调的公众形象，很少直接介入到政治争议和当下的公共讨论，注重的是解决纠纷。[28]政治团体提出了诸多旨在限制和削弱最高法院司法审查权和受案范围的方案，[29]或者是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决。

他的司法哲学通过最高法院的判决，影响到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在不同类型的法律中主观目的和客观目的关系是不同的，法律的时代也会影响其所包含的不同目的之间的关系：法律越早，法官就应越重视其客观目的。